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员、年过八十的谢静宜完成了回忆录《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2015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谢静宜在文革中担任清华北大、北京市革委会要职，始终保持与毛泽东的工作接触，亲身经历了十年文革诸多复杂的历程。
三十多年来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行事极为低调，轻易不接受采访。这么多年来，似乎只为公开发行的“中南海机要工作纪念集”中写过一篇长文，写过《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等零散文章。因此此次出版这本二十万字的新著，颇引起外界的关注。
在出版社的简介中，称谢静宜“1959年-1976年到毛泽东同志身边做机要工作”，较为笼统，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她以8341军宣队名义离开中南海，先后出任北大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第十届中央委员，是当年令人瞩目的政坛新星之一。
出版推荐语中如此述及：“她怀着对领袖的深切敬仰，细腻入微地刻画了毛泽东的工作、生活与学习点滴，展示了其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决策的过程，以及如何指导工作、关照同志，特别是年轻一代，以及如何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点点滴滴。”此言大致勾勒了作者创作意图及其情感投入的全貌。
出版社指出，《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不仅拥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更兼具良好的可读性。通读全书并细细品味后，确实发现其中包含不少首次曝光的高层内幕与细节，由于它们源自当事人亲历的第一手资料，因而显得尤为珍贵和难得。然而，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作者所亲身经历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如北大清华的政治斗争、教育界的革命运动、四届人大的风波、批林批孔运动、梁效写作班子的活动、批邓运动以及四五运动等，书中却基本没有涉及，相关内容极为有限。
本篇摘录了书稿中的关键章节，融合叙述与议论，旨在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呈现。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周的原话引述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颁布了禁空令。当月15日，谢静宜女士作为中国共青团青年代表团的团长，刚刚结束在智利的访问，返回上海时，她对北京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机场上聚集了众多客人，飞机已被禁止起飞数日。恰在此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同志告知，周总理特批，允许青年代表团搭乘一架负责接送重要外宾的专机返回北京。由此可见，即便是在禁飞令下，部分飞机依然获得了特殊的许可，得以继续升空。
到了北京，中联部的领导先让代表团在北京饭店写出国访问的总结报告。面对复杂的局势，谢静宜不放心，打电话问8341部队杨德中政委，询问主席、总理在哪里？杨德中说：“小谢，两位老人家都好，你放心吧！”
两天后，谢静宜见到了主席，主席谈了“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后，让谢去看望总理。主席说：“总理这一段特别辛苦，‘九一三’发生后，他一直吃住在大会堂指挥工作，紧张得很呀，现在没事了（指林彪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让他睡几个好觉。”另外主席还让转告总理一件事，主席说：“远新来电话，想回来看看我，他说不看到我，总有点不放心。这事得请示总理一下，远新是军人，现在能不能离开岗位回来几天？请总理定。”
于西花厅，总理神采奕奕地向谢静宜述说了“九一三”事件爆发后的紧张局势，以及主席的指示。他感慨道：“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飞机的动向，下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将几位重要将领召集至大会堂，一来便于掌控局势，二来是为了与他们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林彪的逃离与此事之间的关联，以及他们是否知晓……直至确认林彪座机坠毁，方才稍感宽慰。”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著作虽多，然而在众多史料性质的著作中，能够直接引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原话并不多见。谢静宜在此处的现场记录，无疑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1972年，周总理在一次与谢静宜的交谈中，提及了长征途中的一段难忘经历。总理感慨地说：“小谢啊，在长征时期，我曾不幸患上伤寒，病情严重，几乎命悬一线。幸亏是主席出手相救。在那个环境艰苦的岁月里，主席特意派人为我购置了银耳，银耳乃滋补良品，我因此得以逐渐康复。”
七二〇事件紧张，险些烧毁密码。
1967年，毛泽东在巡视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期间，恰逢武汉爆发了激烈的武斗，即众所周知的“七二〇”事件。手持长矛、头戴柳条帽的各派群众，一辆接一辆地从主席居住的东湖驻地大门前经过。其中，有些队伍甚至停下脚步，久久不肯离去，似乎在观察着什么，或是出于其他原因，而他们是否意识到主席的住所就在此处，则不得而知。街巷中不时响起枪声，听闻有同志在送文件途中，骑摩托车的皮包被子弹击穿了一个洞。
丁钧等数人，肩负保卫毛主席的重任，随同主席从北京出发，于大门内的小竹林中匿身。他们透过茂密的竹叶间隙，暗中观察着外界的动静。根据上级的严令，除非敌人冲入，否则他们不得擅自行动。
“务必随时握紧火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烧毁密码，并将密码机从窗户投入湖中。”出于安全考虑，领导吩咐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的摄影师）人手一棒，以备不时之需。
众人敦促毛主席尽快撤离武汉，然而主席依旧如常，处理公务、审阅文件、阅读书籍，对此毫不在意，甚至轻描淡写地回应：“无妨，他们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必担忧。”直至深夜，周总理乘坐飞机抵达武汉，特地前来劝说主席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主席这才答应。
在破晓前的微光中，我从东湖出发赶往机场，一路上心情忐忑不安。一辆辆机密车辆紧随主席座驾之后，总参谋部的一位副参谋长坐在前排，谢静宜隐约听见他低声自语：“又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已过……”
众多文献中，我们早已对“七二零”事件的始末有所了解，然而，鲜有人能如谢静宜般，以如此细腻、生动的笔触，从内部对其进行描绘。在文革那个特殊时期，竟在最高领袖的身边出现预备焚毁密码、丢弃密码机的行为，这在世人看来，实属难以置信。
1960年谢静宜在杭州汪庄与毛主席合影。（侯波 摄）
毛泽东对田家英、王良恩之死的反应
1966年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去世后，谢静宜曾找主席谈过：“主席，因为我曾向田家英借过书，遵照您的指示向他求教过，田自杀后，他们还曾让我交代田家英为什么会借书给我读，与田有什么关系？”
主席说：“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工作多年，经常到我这里来，关系不比你密切吗？是我让你去向他求教的，也是我让你去向他借书读的呀，接触一下就有问题了吗？岂有此理，没这个道理。”主席生气了，紧接着又说：“田家英究竟有什么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嘛。”
谢静宜说：“听别人说，田家英死之前，烧了您很多手稿，是真的吗？过去我去他家，向他请教学习之事时，多次看到他和大逄（即逄先知）伏在桌上，非常细心地裱糊您过去的手稿，把原来很破旧的稿件裱糊得完好无损。裱糊的时候，我看他们是那样精心、爱惜啊，难道他会忍心再把它烧掉吗？”
主席点点头，表示同意谢静宜的分析。他说：“我也不信，才别相信那些搞专案的人说的都是真的呢。”
谢静宜又说：“1961年初，广州会议时，田家英在他住的房间里（省委招待所小岛宾馆），伏案边哭边给主席写一份他在安徽的调查报告。记得大意是一位农村妇女，丈夫死了，孩子才几岁，没劳力，她带着这个小孩下田种地，妈妈挖个坑，小娃娃在后面点个豆的悲剧情况。”
主席马上说：“是的，我记得有这个报告，他是对的。但后来，他也有些改变。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呀，可以讨论吗，也不至于……”主席没说下去，意思是也不至于去死呀！
1972年，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后，谢静宜又感到很惊讶，曾对主席说：“王良恩同志是从南京调来的，他很好啊，待人和气，接触中感到他没架子，很诚恳，为什么突然自杀了呢？中央办公厅怎么也这样复杂呢？吊死两个副主任了。”
主席这时抬起头来看看，点点头，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谢又问：“主席，他们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么严重吗？”
主席这时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若干年后也许能搞清楚，也许还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爱学习，是个有才干的人啊！”
谢静宜在书稿中写道：“从主席的言语和当时的表情，主席对田家英的死是惋惜的。对中央办公厅死了两位副主任的事，主席是有疑问的。”
毛泽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遭遇的直接反应
文革期间北京高校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遭受风雨侵袭，厄运连连。在谢静宜的新著中，我们得以第一次详细知道毛泽东对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的直接反应。这些内容以前大多从未对外透露。
1968年12月21日前后，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给谢静宜打电话，让谢回去一下，说主席有事找。谢静宜见到主席后，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小谢，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夫妇最近吃安眠药自杀了，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对不起我了……我很难过，我没有保护好他们。”说到这里，主席掉泪了，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主席说：“清华、北大一路之隔，却是两个政策。”
片刻后，主席续言：“小谢，我提议你与迟群携手，并邀请几位同志一同前往北大，以便深入探究翦伯赞不幸遇难的真相，并对北大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进行详实调查。”稍作停顿，他若有所思地低语：“看来，八三四一（即警卫团）有必要派遣部分人员前往北大了。”
在北大举办的一次教授座谈会上，敢于直言的冯定教授如此表述：“无论寒风刺骨，都强制人们前往接受批斗。那些造反派只要一呼喊我的名字，我便不寒而栗。因此，我总是提前穿上厚实的棉衣、棉裤，以防万一去后遭遇批斗，不知何时才能返家，以免受冻。”他苦笑着继续说道：“在前往之前，无论是否有尿意或便意，我都会先去解决，以免因恐惧而意外失禁。”
冯定回身望向冯友兰教授，用手指向他的下巴，打趣地询问：“瞧他那曾经浓密的胡须（比划其长度），为何如今却剃得干干净净？你来解释解释吧！”
冯友兰话语略显结巴：“每当遭遇批斗，总有个别人不怀好意地拽我的胡须，这让我深感恐惧。于是，为了不再承受这份痛苦，我毅然决然地将胡子剃光，自此再未留存。”
谢静宜返程后，便将冯定、冯友兰等资深教授的言论如实转告主席。主席听闻后，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怒斥道：“真是荒谬至极！竟有如此有文化的学府，竟对政策如此置若罔闻。”
后来当谢静宜向毛主席汇报到梁思成、钱伟长被造反派停发了工资时，主席生气地说：“恢复他们的全部薪水。”稍停，主席又说：“对钱伟长这样做，若是群众还一时想不通的话，可采取每月先发给他150元。同时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策水平。当群众的政策水平提高了，就恢复他原来的全部薪水。”
谢静宜在著作中记录，1968年，清华大学的教授们面临严峻的困境，他们遭受了群众组织的无端批斗，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悖。毛主席曾深切地询问：“梁思成现在何处？”
经深入调查，方知梁思成已被“造反派”驱逐出其原先居住的小楼，被迫迁至一处较为昏暗的两间平房。更为严峻的是，他的工资亦已被“造反派”停止发放。
梁思成在家中向来访的谢静宜坦言：“我身患心脏病，需卧床休养，却又受肺气肿困扰，需时常起身，这矛盾之处令人苦笑。我的体质本就孱弱，仅是系上鞋带，便气喘吁吁，宛如刚刚完成了一场百米冲刺。”他接着感慨道：“我必须感谢我的妻子林洙，多亏了她无私的扶持与帮助。”
“绝不能让梁思成等人登上批判的舞台。批判旧的教育制度，他们完全有权利与众人一同参与，共同进行批判，共同接受教育。”
自整党行动启动以来，有人提议应当剥夺梁思成的党籍。谢静宜随即向上级请示，主席明确指示：“不得开除梁思成的党籍，应恢复其党组织生活。”
原载《北京青年报》
谢静宜与毛特型演员
探寻毛泽东主席不搭乘飞机的神秘背后：揭秘不乘飞机的真正原因
北京的深秋，寒风凛冽，令人不寒而栗。在前往谢静宜阿姨家的途中，她那慈祥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光彩啊，你不止一次地想要来看我，今天我的精神状态不错，你若是有空就到家里坐坐吧。我打算告诉你一些主席的幽默趣事，或许这对你在舞台上诠释主席这一角色大有裨益。”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我欣喜若狂，立即驱车前往谢阿姨的家。
谢静宜，可谓喧嚣都市中的真“隐士”，居于喧嚣都市中的普通小区，她是闹市中的不凡老人。她经历过风雨的洗礼，岁月的侵蚀，红火的时期。她曾担任毛泽东主席机要秘书工作长达17年之久，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曾被周总理提名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重要的“封疆大吏”。
“我厨艺不佳，儿子却调侃我‘妈妈是革命者’，以此为我烹饪不佳找了个借口。然而，我还是想为你再尽一份心意，不要嫌弃阿姨的手艺不佳，也许这样的机会不会太多……”言及此处，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为阿姨对晚辈的真挚关爱所触动。
谢阿姨的健康状况欠佳，饱受风湿性心脏病的困扰，尤其在严冬季节，她的身体更是显得尤为虚弱。然而，她内心深处渴望将毛主席的生平事迹传播给更多的人，因此，她再次满怀热情地向我讲述了主席那风趣幽默的故事。
毛主席曾言：“每逢‘五一’‘十一’佳节来临，我便需返回京城，接受那‘罚站’的礼遇。”
谢静宜回忆道：“自1950年至1970年初，毛主席健康状况极佳，频繁离京，深入全国各地区进行工作视察和调查研究。他外出期间往往长达数月，有时全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身处外地。每逢出行，他总是轻车简从。身边随行的人员包括秘书、警卫、医护、机要和摄影等，各司其职。作为机要工作人员，我们的使命是确保毛主席在外期间与党中央的机要联系始终保持畅通。鉴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我与主席的接触颇为频繁，坦诚自然，毫无神秘可言。”
毛主席自求学伊始便深谙社会实践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曾与同窗好友携手，不携分文投身“游学”之旅，旨在深入社会，砥砺自我。他不仅重视“有形之书”，更珍视“无形之书”，堪称一位卓越的社会实践家，这正是他区别于古代乃至现代文人的一大特色。正因如此，他留下了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若无调查研究，何来发言之权？”
自新中国诞生以来，毛主席即便在繁忙的公务中，亦始终坚持调查研究这一优良作风。谢静宜曾述：“在长达十数年的岁月里，我有幸在主席身边执行任务，多次伴随他踏上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对各省市的各项工作进行实地考察。正如一首歌曲所传唱：毛主席踏遍祖国的山川河流……”
‘五一’‘十一’一到，我就得回北京‘罚站’了。”
毛主席曾言：“乘坐火车，便能牢牢掌握行进之主动，随心所欲地驻足或前行。这或许正是他不愿乘坐飞机的真正缘由。”
关于毛泽东不乘坐飞机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流传较广的说法是：毛泽东曾在乘坐飞机时遭遇雷电，导致与地面失去联系长达40分钟。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计划前往广州进行视察。为了尽可能减少旅途中的耗时，他坚决主张此次广州之行应乘坐飞机——并且必须是由我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4月30日，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向驻京专机飞行团的团长胡萍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飞行任务的命令。执行任务的机组由团长亲自担任机长，飞行员为陈锦忠，领航员为张振民，通信员为柳昆尚，机械师为舒执章。此次飞行所用的飞机，是从团里按照专机标准改装过的两架苏制里-2运输机中挑选出的性能较优的一架——编号为8205的飞机。
毛泽东同志首次乘坐我国人民空军自制的飞机，此行备受中央高度重视。8205号飞机经过精心维护与严格试飞。5月3日清晨，毛泽东同志乘坐8205号飞机，自北京西郊机场腾空而起，前往广州，途经武汉。经过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于中午12时30分抵达武昌南湖机场稍作休整。午后2时30分，毛泽东同志再次从南湖机场起飞，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飞行，于傍晚6点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安全抵达目的地。在广州逗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5月30日，毛泽东同志乘坐8205号飞机返回北京，途中在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畅游湘江。次日，他又飞往武汉。飞机在南湖机场降落时，毛主席特意从空中俯瞰武汉长江大桥桥墩施工的景象。6月4日，毛主席在上午畅游长江之后，下午便从汉口王家墩机场乘坐飞机返回北京。
不期而遇的是，当航班途径河北衡水上空时，遭遇了雷雨云的阻隔，导致航路被迫中断。这种雷雨云，其垂直伸展可达数千米之高。一旦飞机不幸进入此类云层，便将面临剧烈的颠簸，以及冰雹和雷电的猛烈攻击。即便是最先进设备与技艺高超的飞行员，亦不敢轻易挑战这样的险恶云层。现代喷气式飞机具备爬升至8000米以上的能力，从而能够轻松越过云顶。然而，对于升限仅为5600米的里-2型飞机而言，则不得不调整航线，绕开雷雨云区域。
8205号机组在深入研究后，毅然调整了航向。他们首先飞往气候相对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避开雷雨云层，随后转向北方，最终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在绕过云层的飞行过程中，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地面雷达亦无法捕捉到飞机的踪迹。在此期间，西郊机场迎接的中央首长、指挥塔台上的刘亚楼以及所有在场人员均陷入了极度的焦虑。失踪的飞机终于现身于西郊机场的上空，缓缓降落。毛主席放下手中的书籍，镇定自若地走下飞机，人们的紧张情绪才得以缓解。
有人指出，正是由于1956年的那次“空中历险”，中央政治局开始严格限制毛泽东乘坐飞机。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政治局达成共识，规定今后外出考察时，毛泽东将不再乘坐飞机，而应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毛主席出行，惯常选择乘坐火车，尤其是专列。飞机的乘坐频率则相对较低，这并非基于个人安全的考量，而是基于工作的需求。在某一时刻，主席曾就此话题与我交流，他解释道：‘乘坐火车，我可以牢牢掌握主动权，随心所欲地停车或出发。若需停靠，只需让火车驶入支线，便可下车一游，亦或与当地领导进行交流。’”
毛泽东选择不乘坐飞机的真正动机，既源于他强调深入实地调研的理念，也与其个性特点相契合。假如毛泽东有意乘坐飞机，中央政治局难道能阻止他？记得他曾经想要横渡长江，尽管当时中央领导层有所顾虑，但他最终还是实现了这一壮举。毛泽东一生勇于挑战，不迷信权威，无所畏惧，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个人安危从不放在心上。
“在北京，主席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仅小憩数小时。然而在专列上，为了实地观察民情和庄稼的生长状况，他选择白天行车，夜间则停车。”从安全的角度审视，乘坐火车并非绝对保险，也许会为敌人提供行刺的机会。
毛泽东主席对专列行程的保密性并不十分看重。据谢静宜回忆，每当列车经过城镇的路口，速度减慢时，工作人员会拉上窗帘，但主席却常常亲自拉开窗帘，向外望去。车厢的窗户宽敞明亮，常常吸引了路旁被隔离的人群。每当此时，群众便会激动地欢呼，甚至有人奔跑着向主席表示敬意。面对这样的场景，主席总是微笑着向群众挥手回应。面对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考虑的劝阻，主席总是不悦地再次拉开窗帘，并坚称：“有什么可怕的，那是我们的群众啊！我怎么会害怕群众呢？”他还会补充说：“就算有少数坏人，也不必担心。这么多善良的人在这里，一个坏人又怎敢伤害我呢？就算他们有心，我们早已离开，无需担忧。”这充分体现了主席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远胜于对个人的关心。
“于火车之上，我瞥见田间有人盗取麦穗，遂向主席报告：‘主席，您瞧，有人在偷麦子。’主席闻言，即刻示意：‘不要作声，不要作声！这显然是农民粮食尚且不足的迹象啊！’”
“毛主席的目光如此专注，每一块田地里的作物种类、旱涝情况、长势优劣，他都能一一辨识。他边观察边向我指点：‘这片麦田长得不错！’喜悦之情，显而易见。列车疾驰，视野不断更迭。‘那是啥？哦，是红薯地。’他突然兴奋地指出：‘瞧，红薯苗都发芽了。’片刻后，他又焦急地说：‘哎呀，这片红薯地情况不妙。’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那片红薯苗已经枯萎。”
“主席，您瞧，她这是偷麦子呢。”主席急忙低声示意我：“小声点，小声点！”他担心无意中伤害了农妇的自尊，似乎忽略了身处火车之中。列车飞驰，声音轰鸣，车厢内怎能传到车外的谈话声！毛主席凝视着农妇的身影渐行渐远，心中失落，轻声自语：“看样子，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啊，否则她怎会去拾那些麦粒呢？”那天用餐时，我注意到毛主席表情严肃，沉默寡言，似乎在沉思。我想，他可能在思考那位农妇的事情。
“这几省时常遭受干旱之苦。”“唯有当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粮食自给自足，我国整体的粮食供应方能更加充裕。”为此，毛主席在列车上多次召集三省的领导同志，进行谈话与会议，共同探讨并研究解决水利难题之策。
毛主席不仅满足于在疾驰的列车中匆匆一瞥，更时常要求列车停靠，亲自下车，深入田间地头，细察农作物的生长状况。每当专列停靠于某条支线上，他便会步出车厢，漫步于周边的田野，细观、细摸农作物的生长态势。若对近处的景象仍感不足，他会请当地安排车辆，带他至更远的地方进行考察。从北方的麦田、玉米地、红薯地，到南方的稻田、油菜花海，他都渴望亲自目睹，亲手触摸。站立于田间，他的神态显得格外专注与细致。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心中所挂念的，是全国人民的饮食问题。这是一位真正将百姓福祉放在心头、深切关怀人民疾苦的伟大领袖。
谢静宜回忆道：“曾有一对来访的外籍夫妇，在列车上与主席亲切会面后，兴奋地跟随主席一同下车，实地考察田间的庄稼。那位女外宾身着高跟鞋，在崎岖不平且松软的土地上行走显得颇为吃力，不慎导致一只鞋跟断裂。面对这一突发状况，这对夫妇并未感到尴尬或抱怨，反而露出那只失去鞋跟的脚，爽朗地大笑起来。在场的主宾们也跟着欢笑，这一幕特有的接见场景因而增添了几分乐趣。”
“每当毛主席泪流满面，他并非仰头傻傻地哭泣，而是闭上双眼，避开目光，悄然落泪。”
男儿泪不轻易流，待到痛彻心扉时。即便如毛泽东那般伟大的领袖，是否拥有坚不可摧的钢铁之心？他是否会落泪？谢静宜阿姨曾透露：“毛主席与常人无异，亦具喜怒哀乐。他非但会哭，其情感亦颇为丰富细腻。”
“固然想去，但每见岸青便不禁想起岸英，以及她的母亲（开慧），以及那为革命事业献身的亲人，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些话语间，我们得以窥见伟人毛泽东情感的丰富与细腻，他具备诗人的多愁善感。他既拥有常人的情感，又有着非凡人的情怀。通过这些，我们得以一瞥伟人深邃的内心世界。
“毛泽东的哭泣，并非是仰头无措地‘傻’哭，而是闭上眼睛，避开视线默默流泪。”这种细腻入微的描绘，正是符合毛泽东性格特征的体现。如果不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7年，又怎能深刻了解这些细节？这些细节正是区分伟人与常人在悲伤、痛苦时的共性与差异，也对我塑造毛泽东这一光辉形象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毛主席未曾享用江西百姓献上的鱼，他下令警卫员将鱼放归，悉数送回最初的池塘之中。
谢静宜与我分享毛主席的往事时总是充满喜悦。提及她与毛主席一同前往井冈山的往事，她便向我娓娓道来一个“毛主席不食江西民众之鱼”的故事。我对这一细节感到好奇，便好奇地追问：“那为何主席不享用江西百姓的鱼呢？”
谢静宜回忆道：“那是在1965年左右，毛主席的专列抵达江西，停靠在一处铁路岔道。当天上午，主席安排了与当地领导同志在列车上召开会议、进行交谈。列车停靠处旁，铁路边有条水沟。在江西，水边自然少不了鱼。主席在列车上处理公务时，我们工作人员并无其他任务，随主席出差的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贾秋和同志提议，不如下水为主席捕鱼。干部队（警卫队）以及我们部分工作人员纷纷响应，男同志们纷纷脱鞋挽裤，下水沟中捉鱼。我和摄影师舒世俊等站在沟边，既观看着这热闹的场面，又协助他们把捉到的鱼挑选入桶。人声鼎沸，鱼儿欢腾，场面热闹非凡。”
“鱼儿们还活着吗？”我回答：“都还活着。”主席感激地说：“谢谢大家，告诉他们，把鱼儿们都放回原来的水域去吧。”我感到失落，便辩解道：“那些水不是哪家的池塘，我们也不会随意捕捞别人的鱼。那只是铁道旁的小水沟，积水而成。”主席听后严肃地说：“即便不是私人的池塘，它也是江西人民的水域啊！”在他的坚持下，我们最终还是遵从了他的意愿，将鱼儿们全部放归了它们原本的栖息地。
“这充分说明，老人家始终铭记并践行着他亲自制定的红军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与人民争利，严守‘秋毫无犯’的原则。”
（作者：李光彩，青年毛泽东的特型演员，现任北京美国英语语言学院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及学科带头人）
谢静宜，享年81岁，于北京不幸离世，她曾担任毛泽东同志的机要秘书长达17年之久。
曾连续17年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机要秘书长的谢静宜女士，于2017年3月25日清晨6时07分，于北京不幸离世，享年81载。
谢静宜女士，1935年出生于河南商丘，是一位杰出的女性。1952年，她毅然投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在解放军长春七九三部队（现解放军电子学院）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她加入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开始了她辉煌的职业生涯。1956年5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了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等职务。1958年，她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深造。1959年，她被任命为毛泽东主席的机要员，因其工作出色，被亲切地称为“小谢”。1968年，她受毛主席之命，前往北大和清华了解校园“文革”的实际情况。此后，她担任了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以及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她晋升为北京市市委常委，1973年，更是荣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以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她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十年风雨纪事》一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吴德口述的回忆录，提及谢静宜调入北京市委任职的历程：“在此，有必要对谢静宜的情况进行一番叙述。大约在1973年，谢静宜被调至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一职。她曾是中办机要局的一员，与毛主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谢静宜到来之前，周总理曾与我进行过一番谈话。周总理表示，安排谢静宜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有利于通过她向毛主席汇报相关情况，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1976年，随着“文革”的落幕，谢静宜的所有党内外职务均被剥夺，并接受了相应的审查。然而，鉴于她坦白认罪的态度良好，最终被免予起诉。她的丈夫苏延勋于1991年不幸因病离世。
怀揣着对毛主席的深切情感，谢静宜女士倾注心血撰写了大量缅怀与回忆的文章及著作，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毛主席的教诲、理解与关爱》、《跟随毛主席的脚步遍访他乡》、《毛主席视察外地纪实》等。